美國副總統拜登日前以“偶遇”的方式，在白宮會見了香港反對派人士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表達支持香港民主。事情發生在香港時間4月5日，陳李事后高調對拜登關心香港民主表示“感謝”。

　　去美國“告洋狀”，這是香港泛民派走出的又一步臭棋。香港反對派正在把香港地區內部事務搞成他們與整個國家的對抗，[法國公司注冊]這樣走下去，他們輸定了。

　　《紐約時報》在拜登會見陳李的當天發表“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論，與白宮一唱一和，該社論同時呼吁英國“有責任對香港目前的趨勢出聲”。

　　但無論白宮，還是《紐約時報》，它們能對香港未來產生的實際影響都微乎其微，香港泛民主派投靠西方，說句不好聽的，實在屬于“尿錯壺了”。

　　香港可不是臺灣，更不是南海上的某個島嶼，中國對香港未來有足夠的把控力。香港泛民派不能同香港已經回歸中國這個最大現實對撞，因為他們不可能獲勝。

　　泛民派鉆進了一個牛角尖：2017年特首普選，為何候選人要從愛國愛港人士中選擇？換句話說，與中央對抗的人為什么不能參選？回答很簡單，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反對派只能是針對香港社會的，而不能是同整個國家的對抗。

　　西方幫不了香港反對派的忙。[注冊意大利公司]80年代的英國比現在勢頭強，但它在同中國的談判中被迫讓步。“末代港督”彭定康想給香港回歸的過渡搗亂，但北京沒吃他那一套。美國今天能在香港發揮的作用，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英國根本沒法比。

　　如果香港反對派想用“占領中環”向中央政府施壓，同樣不靠譜。這些年香港沒少發生大型示威，加之內地頻出群體事件，中國社會“見得多了”。反對派休想恫嚇中央。

　　香港泛民力量最好還是應面對現實，思考如何在香港做反對派。這的確是個博弈過程，是《基本法》進一步展開的過程。但它不是你死我活的一場決戰，不是民主的“不成功便成仁”，泛民力量須以建設性態度構建香港的反對派角色。

　　香港的政治反對派文化恐怕得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次創新，未來幾年應是它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香港反對派中需要出現一批有智慧和遠見的代表性人物，他們還需有真正的公益心，而不是個人政治利益至上。

　　泰國、烏克蘭、臺灣都因選舉出過大亂子，中央不會放縱香港也出那么大的亂子，這是中央對香港的義務。如果有誰幻想在香港搞一場“顏色革命”，無論西方怎么支持他們，此路一定走不通。

　　“愛國愛港”的標準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意志，[注冊德國公司]這是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題中之義。香港泛民力量根本不具有挑戰它的能力，他們需要有這個自知之明。

　　香港的民主空間十分巨大，需要泛民派和建制派共同打造。不能上來一竿子就打到國家認同這一根本問題上，擺出同中央對抗的狂妄姿態，這是無能之輩對西方文化的愚蠢模仿，這是對香港民主資源的毀滅性利用。

　　愛國愛港是不容談判的條件，我們希望香港政壇未來幾年能徹底接受這個前提，并以它為基礎呈現出創造性的豐富和多元。這個過程亦將反過來促進全社會對愛國愛港更寬更新的理解。

　　拜登“偶遇”香港反對派人士，而不是大鳴大放地會見他們，這當中的信息可不都是令香港反對派歡欣鼓舞的。后者別太傻了，以為西方真的就是他們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