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等超大城市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問題之下，未來我國城市發展思路也將進行相應的調整。
打造十大中心城市
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日前在智庫重慶論壇上解讀“十三五”規劃建議時表示，中國出現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國的服務性功能過度集中在一兩個城市。
他以北京為例說，北京城市病問題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
注冊巴拿馬公司]若把企業總部、醫療高地、最高學府等功能轉移，自身“城市病”解決的同時也能促進其他地區發展。
楊偉民表示，中國要解決北京這樣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中心城市是一個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核心載體，也是服務周邊的主力軍。小城市產業鏈不完整，對行業沒有集聚效應，無法形成競爭優勢，不能夠帶動區域發展。因此要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拓展中心城市發展空間，在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
貴州省政府參事、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曉登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中國目前的“大城市病”已經非常嚴重，包括交通擁擠、霧霾等現象都與中國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城市的發展主要是資源的聚集和布局，幾十年中國最好的資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數超大城市，因此城市病也越來越嚴重。”
也就是說，北京、上海等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問題之下，我國的城市發展戰略也有望進行調整，未來會把更多機遇分給京滬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G20峰會定在杭州舉辦，而不是北京、上海等世人皆知的“國際名片”城市。這也是繼2022年亞運會落戶杭州之后，又一個國際性重要活動放在杭州舉辦。
一方面，這表明中國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線國際城市外，其他城市亦有舉辦國際性重要活動的能力。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國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功能的一個體現。
哪些城市機會更大？
那么要打造十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哪些城市的機遇比較大呢？在傳統計劃經濟時代就一直存在著十大中心城市，即目前固定電話區號三位數開頭的城市。這十大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外，還有廣州、武漢、南京、成都、西安和沈陽。這些城市均是各大區的中心，各大區最好的大學和醫療資源基本集中在這些城市。
從城市發展進程來看，盡管改革開放之后不少沿海城市迅速崛起，但傳統歷史和計劃經濟時代的沉淀、行政等級、在區域內的中心地位等因素仍是影響城市規模的最重要因素。
中心市區人口規模一直都是衡量城市影響力和輻射力的最重要指標。目前來說，每年住建部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最接近準確的統計。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的數據，前十位的城市中，除了改革開放之后迅速崛起、位居第四的深圳外，其余9個城市均屬傳統的十大城市。而在傳統十大城市中，只有西安市區人口低于500萬，為429萬，位居全國所有城市第13位。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各個大區的中心，如西北、華中、東北等大區的中心城市，行政等級比較高。目前我國的主要資源如財政、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的配置仍與行政等級密切相關，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資源配置越多，例如華中、中南開頭的大學主要集中在武漢，西北開頭的大學主要集中在西安，西南開頭的多在成都和重慶，因此這些城市形成的集聚效應也越大。
也就是說，如果要打造十個類似北京這樣的城市的話，[
巴拿馬公司注冊]未來可能這些大區中心的機會更大。其他城市也有機會。這其中，改革開放之后迅速崛起的深圳是公認的一線城市，其中心城市的地位十分牢固。長三角的杭州雖然不是傳統十大城市，但近年來發展迅猛，在互聯網、信息經濟等多個指標方面已經與一線城市不相上下。
此外，如果要發展中心城市，中西部將成為重點。“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指出：“要發展一批中心城市，強化區域服務功能。”楊偉民解讀說，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發展空間趨于飽和，新的中心城市重點將在東北、中原、成渝等幾大城市群培育和發展，再造若干個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形成經濟增長新節點。
楊偉民說，中心城市未來要想形成競爭力和集聚效應，必須要布局完整的產業鏈，中國將加快培育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等城市群，依托區域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加強城鎮之間的要素流動和功能聯系，促進產業協作、功能互補，形成支撐和帶動經濟發展的重點經濟區。
也就是說，未來像鄭州、長沙等人口大省的省會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打造一批新的中心城市，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的功能，并不是簡單地按照過去的大區中心建設，因為如果繼續把教育、醫療等資源過度集中在大區中心，那么對河南、山東等人口大省來說，不利于這些地方城市化和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而且說打造10個中心城市，也不一定就是10個，也有可能是十幾個。”牛鳳瑞說，未來我國城市發展，還是要尊重市場。“一個城市能否成長為中心城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身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可能和需要。”
胡曉登說，中國城市的發展主要是資源的支撐、聚集和產業的布局，但幾十年來我國主要的資源、資金、產業和優勢公共產品都集中在大城市。“經濟發展不可能絕對均衡，但必須要相對均衡。”胡曉登認為，未來關鍵是國家的頂層設計一定要促進區域公共資源均等化的實招，在產業布局、教育、醫療、金融資源等方面要考慮全國的均衡布局，才能促進區域的均衡化發展。
二線城市或成城鎮化主戰場
而要解決超大城市的“城市病”，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并不意味著人口往大城市轉移的趨勢會發生改變。在目前的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人口轉移往往不是轉向三四線城市和縣城，而是直接向一二線城市轉移。
牛鳳瑞說，在城市化過程中，存在著以中小城市為主的分散型的城市化和以大城市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兩種思路。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密度大，耕地面積少，因此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為理性而必然的選擇。“并不是說大城市就一定不好。例如，如果沒有一定的城市規模，建地鐵就沒有市場，關鍵在于大城市發展要有個度。”
在專家看來，在目前城鎮化加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中小城市雖然落戶比較容易，但由于產業發展、公共資源的欠缺，中小城市不會成為城鎮化加速進程中的主體。另一方面，像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已經到了嚴控城市人口規模的階段，外來工要落戶并不容易。相比之下，包括很多省會城市以及廈門、青島等沿海發達城市在內的二線城市將成為未來城鎮化的主體，這些城市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落戶方面也有望放松。
牛鳳瑞說，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左右，確實出現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線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萬，離北京、上海的距離還非常遠，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一個省區的幅員和人口就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所以如果擁有一個500萬到1000萬的省會也很正常。”
以人口大省河南為例，該省戶籍人口超過1億，除了有一部分人口將流向沿海外，還有一大部分將向省會鄭州集中，而目前鄭州市區人口只有400多萬，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也就是說，未來除了北上廣深四個超大城市需要嚴格控制人口規模外，其他城市如重慶、天津兩大直轄市，以及大部分省會城市和青島、廈門、大連、蘇州等沿海明星城市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些城市也有望成為未來城鎮化的主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