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CPI指數的編制有過專門研究的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徐奇淵建議，按照收入的高、中、低，推出CPI分類指數，并根據現實情況改進居民收入統計的分組標準；建議調整居住費用權重的進一步細分、口徑的具體設定；最后是確保CPI指數編制方法、過程的公開和透明。
一次慣例性的指標調整舉動，卻引發了一場“風波”。
2月15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月份CPI數據。此前市場曾普遍預期，由于春節因素，1月份CPI將沖高至5%以上。
然而，當天統計局表示，已經對CPI權重進行了調整，按照最新調整的CPI權重，1月CPI同比上漲4.9%。
這立即引發了一些來自各方的質疑：低于市場預期的4.9%，是否受到了權重調整的影響？
當天，國家統計局還發表了一篇關于CPI權重調整的《答記者問》。
統計局表示，從2011年1月起，中國CPI開始計算以2010年為對比基期的價格指數序列，并按照制度規定對其權重構成進行了相應調整：在8大類權重構成中，調高居住類權重4.22個百分點，降低食品等其他7項的權重，其中調低食品類2.21個百分點。
對中國統計數字的質疑，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可以說，這些質疑背后，凸顯的是市場對于中國經濟局勢尤其是通脹形勢的急切關注，也顯露了統計體系和編制當中需要不斷改進的一些問題。
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從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處得到消息，國家發改委與國家統計局正在加快推進發布全國性的“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以作為現行CPI的重要補充。根據內部人士計算，這個指數比現行的CPI指數要高。
通脹受影響嗎？
按照制度規劃，中國的CPI權重調整有“五年一大調、一年一小調”的基本原則。據此，2011年正好是“五年一大調”的時間。但為何還有不少質疑聲音？到底這樣的調整對通脹有怎么樣的影響？
“由于去年漲價因素中食品占到了70%左右，那么現在調低食品權數就招來了一些質疑，其實是正好趕上這個點了。”原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解釋說，隨著消費結構的調整，調低食品權數是統計局例行的舉動，而統計方法則是固定的。
對此，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司司長龐曉林2月23日接受新華網專訪時也表示，統計本身要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十一五”以來，經濟結構在調整，同時居民消費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因此CPI和PPI方法制度也應適應這種形勢。
基期調整中最重要的即是權數（或稱權重）的調整。在統計的一籃子商品價格中，統計局決定了一籃子的構成以及占比，而隨著消費支出結構的演變，統計局的選擇無疑也應該改動。在《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中，采訪對象均對此次例行CPI權重調整予以肯定，認為這是符合與貼近現實的常規行為。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斌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權重調整并不影響對通脹趨勢的反映，今年的通脹將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全年CPI約在4%左右。
其理由在于，從規律上看，CPI從低點到高點大約經過兩年的時間，上一次CPI低點出現在2009年初期，那么2011年上半年將可能出現一次CPI高點，下半年則逐漸回落。另一方面，隨著房地產調控慢慢發揮作用，目前較高的經濟增速有向下調整的勢頭，物價壓力也將隨之下行。
不過，以上判斷只是基于一般規律，通脹形勢仍有風險和不確定性存在。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未來幾個月的天氣因素將給夏糧收成帶來較高的不確定性，旱災可能推高通脹上行風險。
“國際大宗商品、農產品價格的波動，也是風險所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在采訪中說，CPI權重調整對于反映通脹沒有系統性的影響，預計今年通脹在4%~4.5%。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微博)則提醒，從歷史看，通脹的驅動力主要是內因，是內部的投資快速增長；進口今年增長快，可能意味著內部投資還保持較快增長。
在2月15日國家統計局的《答記者問》中，統計局用圖文并茂的形式對于CPI權數調整是否影響價格漲幅做了一番測算與說明，駁斥了外界對于此舉人為拉低CPI的質疑。
統計局稱，利用2011年新的權數構成和2010年已發布的八大類價格指數，對2010年各月的環比和同比價格總指數分別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與已發布的價格總指數基本一致，誤差較小；同時，用新方法測算出的1月CPI同比反而增加了0.024%，環比減少了0.049%。
改進的空間
盡管此次CPI權重調整引發的僅是一場小風波，而且大部分經濟研究機構與人士也認為這是符合現實的常規舉動，并不影響對通脹總趨勢的判斷。然而，為何質疑中國統計數字的事件一次次出現？中國的統計體系里究竟有哪些不合理之處？
觀察人士認為，國家統計局在修訂數據時的不透明，是引起市場和公眾對于統計數字質疑的主要原因。比如CPI的具體權重和構成一直處于半公開半透明的狀態，國家統計局沒有正式公開過CPI調查中8大類和262個基本分類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具體權重。
在統計中，用來衡量個體對總體作用大小的數值叫權數，又稱比重或權重；而CPI中的權數，是指每一類別商品或服務項目的消費支出在全部商品和服務總消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就國際情況來看，大部分國家的CPI編制方法都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其各項權重均有詳盡的公布，這不僅發生在經濟發達的OECD國家，也包括印度、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
在這方面，中國統計體系所做的努力還不夠。市場與公眾對于CPI各權重具體構成以及調整，一般通過統計局官員的只言片語來估算甚至猜測；換言之，此次公開的是“五年一大調”的結果，那么“一年一小調”呢？
舉例來說，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調查司司長魏貴祥去年11月曾透露，2009年食品類在CPI中的比重約為32.8%，居住類的比重約為14.7%。那么，經過了1年多的時間，如今食品類和居住類比重發生了怎樣的微調，不得而知。
張斌認為，應該加強統計數字的透明化。劉元春也表示，統計系統在提高公信力上應做一些努力和調整。
而曾任統計局副局長的賀鏗在采訪中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達了中國情況的特殊。賀鏗說，CPI的統計方法是按照住戶調查的原則，中國城鄉各種情況很不一樣，一直是城鄉分開抽樣，而由于農村和城市的支出結構并不一致（城市的食品比重小于農村），需要經過技術上的處理，才能得出一個權數。“這里面的復雜性比較難全部公布于眾。”
在方法上，統計局表示，受城鄉差別的影響，中國城鄉住戶調查樣本的抽選方法略有差異，但對數據質量的要求標準是完全一致的，即以省為總體，對于主要收入和支出數據，在95%的把握度下，抽樣誤差控制在3%以內。
對上述城鄉分開抽樣方法，賀鏗并不贊成。他建議統一抽樣，不管是計算CPI水平也好，計算收入分配也好，都應該實行統一抽樣，“農民人數在逐漸減少，城鄉一體化程度加快，這么做是有條件又可行的。”
安信證券一份分析報告認為，隨著經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費升級，一般性調低食品權重是符合規律的，但經濟研究者一直以來意見較多集中于非食品價格的統計，部分重要價格品類權重設定不合理，統計數據采集方法可能存在問題。
比如，CPI中服裝類價格多年來持續負增長，與居民實際生活經驗背離；一種猜測是可能與樣本選取有關，一些服裝已經不能反映消費主流，因此價格逐步降低，最終會基本退出市場，但若沒有及時調整統計樣本就會導致服裝CPI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