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央到地方對民生建設的重視和強調，有助于為日漸強烈的追求幸福潮流提供良好的客觀基礎。從已有的發展來看，當前社會輿論對“幸福指數”熱的冷思考中，對民生建設的重視會得到較多的回應，也會為加強民生建設提供來自“幸福建設”的動力。

中國興起“幸福指數”熱

兩會期間，“幸福指數”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實際上，“GDP減速，幸福提速”在中國已成燎原之勢，在各地已經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幸福”處處可見。

新近公布的北京的“十二五”規劃要求“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廣東則在各省市中率先提出“建設幸福廣東”，并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則提出到2015年“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5%”，并率先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的調控寫入規劃，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其他地區類似“幸福”承諾更是層出不窮。

在兩會召開前的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與網民交流時將“幸福”解讀為“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其實，早在2006年，國家統計局就曾表態將把“幸福指數”和“社會和諧指數”納為新的統計內容。同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耶魯大學演說中也明確提出“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與幸福指數”。從2009年底開始，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領導的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已經致力于“中國人幸福觀調查”。

“幸福指數”大熱是中國社會急需轉型的表現，是人民與時代的要求。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政府的施政首要目標是追求GDP經濟總量的增長，這已經階段性地獲得成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中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但是，過于強調GDP的發展模式積累了過多的挑戰，包括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問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問題。

貧富差距拉大、生存環境惡化以及通貨膨脹、樓價過高、社會保障缺失等已經成為中國人的集體焦慮，發展方式的轉型迫在眉睫。以收入為例，中國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6-2006年期間下降了大約10個百分點，城鄉差距和居民內部的貧富差距仍趨于擴大，通貨膨脹加劇了這一趨勢。在民生領域，讀書貴、看病難、房價高已成社會頑疾，食品安全、環境惡化、貪污腐敗等問題也仍然較為嚴重。因此，如何增進人民福利，恢復社會公正，要求政府工作以人為本而不再是GDP增量成為時代要求。為了能將這一目標量化而被政府貫徹執行與考核，就需要一個地位與GDP類似的“幸福指數”，來推動發展方式的轉型。

熱潮中的冷思考

“幸福指數”需要重視對影響幸福感的客觀基礎的評估。大部分中國人仍然處于對經濟增長比較敏感的階段，因為人均GDP水平不能反映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更不能反映日益拉大的貧富差別，加之日益上漲的物價，中國人的幸福與收入增長仍然高度相關。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福利保障不足、環境惡化以及通貨膨脹等，民眾處于對收入與福利、環境等客觀物質條件依舊渴求的階段。因此，即使東部沿海地區一部分人主觀幸福進入對收入增長不敏感的階段，但大部分人仍然謀求生存的安全與穩定。在中國，“民生指數”這樣的基礎性客觀標準仍然重要，仍然有現實意義；“幸福指數”比較強調主觀評估，但仍然可以將有關民生建設的指標作為核心部分。

現在“幸福指數”和“幸福”已經成為一個熱度很高的詞，但是，相當多的人仍然不清楚什么是“幸福指數”，甚至連“幸福”是什么也沒有搞懂。畢竟中國這種發展中的經濟體所處的特殊的轉型期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幸福指數”包含哪些指標需要結合國情加以研究。如果沒有反映國情的指標體系，比較容易流于無的放矢、空喊口號。

需要注意的是，與“GDP至上”一樣，現在也有一種將GDP與幸福指數對立的傾向，似乎只有GDP增速下降才會有更多的幸福，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是不理性。應該看到，中國相當一部分人的主觀幸福對經濟增長仍很敏感，他們需要增加收入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并非GDP增速降低了，幸福就上升了。人們渴望“幸福”是因為政府在社會分配、環境保護、物價穩定、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職能缺失，這些目標與經濟增長應該在政府施政中居于同等的位置，而不是忽略。

也有不少論者認為，對于“幸福指數”的“崇拜”，會因為政府過于重視社會公正，更加干預市場而強化自己的權力，忽視對行政權力（如腐敗、尋租等）的制約以及創造人人平等的環境，這樣可能出現改革的停滯或倒退。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簡單的增加補貼或者減少個稅，而給人公平的機會才是最大的公正，但中國既存在戶籍歧視，也有特權存在；又如，給企業公平的市場準入才會擴大社會投資水平，促進就業。

民生建設有望為追求幸福提供基礎

民生建設是近年中國發展的一個核心詞，今年兩會這種趨勢尤其明顯。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兩會代表的討論，都可以看出民生建設是代表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最為重視的問題之一。在重民生建設的政治潮流中討論“幸福中國”或者幸福區域建設，有意思的地方是，幸福區域建設很難回避民生建設，而且往往必須以民生建設作為其中的核心內容。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的重點，比如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加快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堅定不移地搞好房地產市場調控、推進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等方面，無一不涉及目前社會最關心的民生問題。廣東和重慶是目前在幸福區域建設方面最受輿論關注的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代表在兩會談及幸福感，不約而同地強調民生建設，而且重點強調的民生問題也比較接近。

廣東省長黃華華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廣東高度重視改善民生，把“富民”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將采取五條主要措施為“建設幸福廣東”開好頭、起好步。其中包括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穩定和擴大就業崗位；健全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扎實推進扶貧開發的“雙到”工作，推進產業、科技、醫療、旅游、勞動力轉移等專項扶貧工作；集中力量為人民群眾辦好事，為困難群眾發放價格補貼，加大保障房的建設力度等。黃華華說，今年的省政府工作報告承諾要辦好十件民生實事，為此省財政將投入352億元。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則認為，重慶雖地處西部，經濟條件遠不如東部沿海，但同樣可以讓人民群眾有幸福感，甚至做得更好，因為幸福感并不完全是由“經濟發達”所決定的。只要能真正讓千家萬戶感覺到，我們走的是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讓更多市民感知，社會是安全的，是有公平正義的，黨和政府是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只要讓大眾信服，反腐敗是堅決的，對壞分子是嚴懲不貸的，他們就會有更多的幸福感。

薄熙來還認為，幸福感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固然與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子女教育、就業狀況等物質因素密切相關，并以此為基礎，但同時也有對社會公平正義的需求，有對整個社會精神狀態的感覺。幸福感既有對現實生活的理解和感知，又有對未來的預期和憧憬。比如上世紀50年代，盡管當時中國還很窮，但絕大多數人內心一片光明，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那時的人同樣具有強烈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