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在罵著大城市的種種病癥，一邊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目前依然具有魔力。

2009年6月，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發布了“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流動意愿調查”，其結論是：如果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人們普遍表現出向大城市流動的意愿。此次通過多階段隨機抽樣方式、針對3262名18周歲及以上常住居民的入戶訪問調查顯示，在城市和縣城受訪者中，近半數人（45.7%）首選居住地是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受訪者中有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廣州。

“人才是往人才多的地方走的。”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陸銘在接受《第一財經（微博)日報》采訪時說，大城市不僅有較高的承載力，同時因為其“大”而更具規模經濟，更有利于提高收入和找到工作，自然成為勞動力流動的首選。

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人們追求更好的生存環境；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不斷流入；資源往大城市集中，衛生、教育、科研、就業等社會公共服務大城市相對較好，這都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上海市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査波指出，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差距并非短時間內可消除或減少，大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將長期存在。

年輕人往大城市跑，人往高處走，也是一個國際趨勢。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周海旺告訴本報，即使是城市化率達到70%甚至更高的發達國家，還是有很多年輕人進入城市，城市發展的機會比農村多。比如日本東京、大阪這樣的城市人口還在增長，而日本一些邊遠農村則在衰落甚至有消亡跡象。周海旺三年前曾去日本一些農村考察，日本當地政府也采取措施增加農村投資，改善基礎設施，搞新農村建設，希望留住年輕人，但一樣人流稀少，剩下一些老年人。

大城市人口增長是否必然會帶來“大城市病”？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尹稚看來，北京擁堵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北京主城區承載的功能太多，可以數出二三十個功能來。他認為，北京最核心的是要職能疏解，一方面從大區域的發展上加強和天津、河北省的聯動，使得功能向更大的區域擴散；另外一方面就是北京市市域范圍內要促進中心城的職能逐步向新城擴散，這兩個中心問題不解決，北京中心城的擁堵問題實際上很難有大的緩解。

談到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陸銘指出，擁擠和規模之間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城市規模大，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可以被分攤掉，這就是規模經濟。像今天上海這樣的地鐵密度，未來人們進市中心就乘地鐵。當人們減少對于汽車的依賴時，擁擠的問題實際上是可以緩解的。在東京、巴黎這樣的城市，生活或工作在市中心的人很少開車。

日本東京有3000多萬人，也曾經出現中心城區圈擁堵問題，但現在交通解決得比上海好。周海旺認為，政府增加公共交通投入，搞好管理，有些“大城市病”可以避免，比如香港中心區人口密度很高，但公交車很準時，這跟城市管理水平有關系。

尹稚認為，大城市并不可怕，但是一個發育不良的大城市很可怕，大城市按照一種合理的交通模式和土地利用結構來增長，很多問題不會到一個完全無法解決的程度，但是如果對城市職能結構、交通出行結構、土地利用結構不做適當的政策引導，采用放任增長、自由增長的模式就很可怕，那可能1000萬人就會出事，2000萬人就無法收拾。

尹稚認為，如果城市對其功能結構有所取舍，不是面面俱到，在土地利用結構上比較注意產業和居住間的植入平衡，在交通出行結構上能夠很好引導公共交通和私家車的出行比例，并且在城市出行中形成日常出行短程化這種比較合理的出行模式，人口增到3000萬可能矛盾也沒有那么尖銳。尹稚說，這是北京市應該抓緊時間要做的工作。

北京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470萬輛，尹稚表示，采用一種放任的增長模式肯定是有問題的，從國際經驗上看，北京已經錯過了壓制小汽車發展、優先公交發展的最佳時機，一旦形成一種消費模式、行為習慣，再改過來要很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