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日出版的2011年第21期《求是》雜志上，劉家義發表題為《在深化改革中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文稱，要整合各方面資源，建立高層次的改革領導、組織、決策和協調機制，負責改革制度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當前，重點是圍繞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確定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金融體制以及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等方面改革的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

　　一些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體制性障礙已成為中國持續發展的瓶頸，應加強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保障各領域改革的協調推進。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最新一期《求是》雜志上如是撰文指出。　　

　　劉家義指出，要根據改革的總體規劃、重點環節和關鍵領域的要求，不斷加強立法，從注重經濟領域立法逐步向注重社會領域立法和其他領香港公司注冊域立法均衡發展轉變。

　　中國企業財稅管理研究院院長謝學燾認為，在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稅收政策是重要的調節手段。但是，稅收改革涉及經濟和政治等諸多問題，推動的難度非常大。

　　“稅改應從全局來考慮”

　　謝學燾告訴早報記者，“十一五”期間，國家已經想在個人所得稅、物業稅、燃油稅等方面進行改革，但是到“十一五”末期上述改革任務基本都沒有實現。這些問題只能拖到“十二五”階段來解決。

　　中小企業倒閉潮鬧得沸沸揚揚之際，中國近期稅改步伐明顯加快，但總體看加稅范圍遠超減稅。涉及加稅的包括已于11月1日開始全國實施的資源稅改革、重慶上海兩地試點的房產稅改革有望全國推開，以及討論中的環境稅等；而減稅措施包括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提高，11月1日起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幅度，以及將于明年1月1日起在上海試點實施的部分行業由營業稅改增值稅等。

　　普華永道稅務部合伙人李軍表示，稅收的政策不能單從稅收方面來考量，也需要考慮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行業導向、財政支出和使用等。比如一個國家是以收定支還是以支定收，有沒有相關制度來控制財政的支出，這些問題都將影響稅收政策的制定。

　　“所以改革財稅政策，應該從全局來考慮，制定長期規劃。確定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金融體制以及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等方面改革的優注冊香港公司先順序和重點任務的提議，也是出于這個考慮。”李軍說。

　　謝學燾也認為，改革的本質是利益的再分配。這種分配，主要集中在國家和地方、企業、個人方面，其中稅收政策是最有效的直接調節手段。

　　李軍認為，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改革分配機制，如何控制財政預算，這些問題都要系統設計。相應的財政支出，對應的是相應的財政收入和稅收政策。

　　李軍告訴早報記者，目前中國實行的是分稅制。其中有一些稅收由國家稅務總局系統來負責征收，比如增值稅、所得稅，稅收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而另外有一些稅收則由地方稅務局系統來征收，比如營業稅，稅收收入歸屬地方政府。之所有這樣的設計，其目的是為了保證地方的財政收入。

　　謝學燾認為，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地方利益留存的不夠，地方支出很大程度上依靠賣地和借債，最終不利于經濟整體發展。

　　李軍解釋，中國增值稅和營業稅都是流轉稅，增值稅一般是對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的企業征收，營業稅則對交通運輸、通信、金融、文化娛樂、房地產等行業征收，但是一個生產型企業也可能會采購服務，而服務型企業也會購買設備，這樣產生的流轉稅稅負不能相互抵扣，就出現了重復征稅的問題。

　　“因此，一些服務行業看似只有3%、5%的營業稅稅率，但是因為重復征稅，實際稅負會更高。”李軍說。

　　貨物、勞務稅改革最迫切

　　如何改革？在稅改順序方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10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建議，在地方稅體系構建中，要以房地產稅和資源稅為兩大支柱。西部大體以資源稅為支柱，東中部大體以房地產稅為支柱。此外，要注重地方“陽光融資”體系構建和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健全，同時外部配套改革也要進行。

　　賈康稱，要按照近期資源稅、近中期房地產稅、中期社保稅與環境稅、個人所得稅、中長期遺產和贈與稅進行。

　　李軍認為，稅收制度改革需要分清主次，按階段分步進行。現在資源稅和房地產稅改革方面已經有具體動作，而遺產和贈與稅現在還只是在學界討論。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行業的調控, 資源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包括對中小企業和低收入者減稅，也反映了政府減輕企業負擔和對于民生問題的考慮。

　　謝學燾則認為，如果要靠拉動內需來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話，目前中國稅收改革最迫切的應該是貨物和勞務稅的改革，主要是增值稅和營業稅的改革。

　　“目前，流轉稅在中國總稅收收入中占近六成，占比過高，而西方主要的發達國家所得稅的占比達到六到七成。流轉稅稅負過高會抑制消費，不利于企業發展，最終危害的是經濟發展。”謝學燾說。

　　財政部財科所稅收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孫鋼也認為，在當前高通脹下，降低中小企業稅負，對消費有一定的拉動作用。

　　而對于中長期改革遺產和贈與稅的問題，謝學燾認為，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逐步廢棄這項稅收。其主要原因是，一旦開征，富人會將財產轉移到國外，起不到調節貧富差距的目的。他同時認為，中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相對于工薪歐洲公司注冊階層來說，稅賦很高，而對于一些真正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又起不到調控的作用。

　　對于未來中國稅收制度的改革方向，謝學燾認為，應該是促進經濟轉變增長方式，調節收入分配。

　　謝學燾告訴早報記者，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變得更加迫切，服務業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所以如果能香港公司稅務策劃安排服務夠通過稅制的調整來協助達到促進產業轉變的目的，將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