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商報》網站8月19日發(fā)表題為《美國錯誤地插手香港抗議活動》的文章，作者為德國《經濟周刊》前主編斯特凡·巴龍。文章稱，1970年美國對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人制造的所謂“肯特州立大學慘案”或1992年洛杉磯騷亂中使用軍隊和國民警衛(wèi)隊，表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嚴厲維護公共秩序的。同一個美國現在卻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與此同時，它自己卻通過建議、行動和金錢來煽動沖突。

文章稱，這是觀察世界政治時一再被證實的一個令人悲傷的等式：知道得越少，偏見就越嚴重；偏見越嚴重，世界就越簡單。

根據廣泛傳播的有關香港騷亂的報道，那里熱愛自由的“示威者”和“活動分子”利用他們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去“保護”自己城市。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事實并非如此：蒙面年輕人拿著石頭、彈弓、燃燒瓶和鐵棒與警察發(fā)生暴力巷戰(zhàn)，他們還壘起路障，強行闖入立法會，摧毀了會議大廳，在那里掛起了前殖民宗主國英國的國旗，癱瘓國際機場，扣押、捆綁并折磨可疑人員，甚至最后還阻擋醫(yī)務人員施救。

叛亂頭目之一、22歲的黃之鋒日前把香港的情況比作1989年民主德國的情況。文章指出，與民主德國不同，香港無疑仍是一個法治社會。根據著名的美國“世界正義工程”組織最新的“法治指數”，香港在126個被調查的國家和地區(qū)中排名第16位，排在老牌民主國家法國（第17位）和美國（第20位）之前。

文章稱，在至今已持續(xù)數月且越來越激進的對抗中，執(zhí)法人員對違法者采取行動時其實是把暴力維持在最低限度，而不是過分地使用暴力。正是因為這一點，迄今沒有發(fā)生死亡事件，嚴重受傷者也很少。

在美國，這樣的騷亂可能早就被鎮(zhèn)壓了。1970年美國對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人制造的所謂“肯特州立大學慘案”或1992年洛杉磯騷亂中使用軍隊和國民警衛(wèi)隊，表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嚴厲維護公共秩序的。

文章稱，同一個美國現在卻敦促香港和北京保持克制。與此同時，它自己卻通過建議、行動和金錢來煽動沖突。過去幾年，這個中國南方港口大都市的“反政府分子”從美國那里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捐贈。

最大的捐贈者之一、美國國會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在2012年的調查報告中描述了自己的捐贈目的：“發(fā)展公民、尤其是大學生更有效地參與政治改革公開討論的能力。”現在，我們在香港街頭可以看到這種民主輔導課的結果。

文章稱，香港騷亂爆發(fā)前不久，美國現任國務卿、中情局前局長邁克·蓬佩奧和國會高層人員在華盛頓親自接見了主要的香港反政府分子。

最近，在騷亂期間，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會見了黃之鋒和其他騷亂頭目。從這位女主管的職業(yè)生涯看，她可能服務于情報部門。她沒有提醒這些人保持克制。無論如何，自那以來，香港街頭暴力的強度是增加而非減弱。

文章還稱，美國政府試圖把此次會晤淡化成日常事務。但是，與一場運動的頭目會晤絕不是日常工作事務——這場運動的支持者數周來幾乎每天都在和警察發(fā)生巷戰(zhàn)，高喊各種口號，或暗或明地懷有顛覆思想或分裂意圖，從旗桿上扯下國旗并舉起星條旗。

文章認為，美國的做法違反了《維也納公約》。該公約禁止外交官干涉駐在國的內政。不把香港的事件理解為劃時代的中美地緣政治沖突的一部分是幼稚的。唐納德·特朗普把對華貿易協議問題和北京“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掛鉤，但對印度中央政府突然取消賦予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只字不提，正好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