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中國裸捐第一人”之稱的余彭年與世長辭，慈善家生前回饋桑梓救困扶危，身后留下超過60億元資產裸捐更使人敬佩，而將所有資產委托香港瑞士信貸銀行管理，成立“余彭年信托”則讓人不勝唏噓。
捐贈內容大部分在內地，[汶萊公司注冊]善款卻要交由香港瑞士信貸銀行成立信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內公益信托面臨的尷尬。
事實上，近年來國內富豪向境外大規模捐贈一直飽受爭議，有數據統計顯示，2014年中國向境外捐贈規模首次超越境內捐贈，總額超過242億元人民幣。
馬云、蔡崇信、潘石屹等富豪向海外捐贈一度引起社會多方的猜測和質疑，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在西方公益信托已經相當成熟，而在中國還有很多障礙亟待掃平。
制度缺位 僅少數項目真正符合條件
據《中國信托業發展報告（2013－2014）》統計，截至2013年底，信托公司開展公益信托以及類公益信托項目39個，資金總額129.17億元，僅相當于全國信托資產的約1％。
然而根據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研究員黎穎露的統計，如果對照公益信托的必備條件，自《信托法》出臺以來，國內真正符合規定的，不過三、四個信托項目。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全民皆投入至抗震救災的戰斗中。長安信托設立了“5·12抗震救災公益信托計劃”，并于當年6月6日正式成立，這是國內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公益信托。
另外兩個被確認為公益信托的項目分別是：2008年10月，由百瑞信托承托的“鄭州慈善公益信托計劃”，信托期限十年，信托資金與收益將捐贈給汶川地震災區及貧困地區的教育項目；2009年9月，由重慶信托承托的“金色盾牌·重慶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募得基金1億余元，信托期限十年，其信托資金與收益捐贈給重慶特困、傷殘、犧牲的公安干警及家屬。
對于公益信托叫好不叫座的原因，業內人士認為，雖然法律框架早已搭建，但是，相關配套制度一直缺位，造成了公益信托發展中的諸多現實障礙。
公益信托的設立和確定其受托人，應當經有關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批準，但卻沒有指定具體的管理機構，這給實際操作帶來難題。《信托法》第61條雖然鼓勵發展公益信托，但并無相關配套制度設計，尤其是稅法配套。
艱難前進 純公益項目開始增多
隨著監管層的引導，去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信托公司開始試水公益類信托項目，并且，與此前信托投資公益主要通過從信托計劃中拿出部分投資本金或收益做捐贈這種“準公益信托”模式相比，真正的公益信托計劃逐步增多。
國元信托去年8月份發行了安徽第一只公益信托“國元愛心慈善公益信托”，該信托產品去年第四季度信托事務報告顯示，信托計劃募集的全部資金34.5萬元已用于金寨縣希望工程位于斑竹園鎮沙堰希望小學的援建項目。萬向信托去年年中開始推介的“萬向信托-中國自然保護公益信托”也已于去年12月25日成立，募集34.72萬元。
此外，紫金信托[注冊安圭拉公司]、杭工商信托、湖南信托、華融信托、百瑞信托、四川信托等多家機構也都有類似布局。紫金信托表示，從2011年開始，“紫金信托·厚德系列”公益信托計劃以“捐助、救助困難家庭中罹大病的兒童”為信托目的，將信托模式引入社會公益事業，已累計募集資金近180萬元，救助了109個困難家庭大病兒童。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同意了中國銀監會啟動修訂《信托法》的建議。中國銀監會在建議中認為，《信托法》配套的信托登記、信托稅收和公益信托等制度缺位，營業信托規則和《信托法》司法解釋也相對滯后，制約了信托財產獨立性和安全性的功能發揮，因此希望盡快啟動《信托法》修訂工作。
